第六十二章 在凤山大队务农的日子里（中）（7）
饥饿年代出贼佬
在那“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年代，凤山当地的农民，每天一般只有二两到四两米吃（十六两一斤）。于是，只能另外得靠吃野菜、南瓜花、番薯叶、杂粮……才能熬过来。
所有这些，可能都曾经起过大用场。但是，在到了真正的困难时期，这些食物它们所起的作用，恐怕还不是最主要的了……
我曾经看到过，有些社员实在是饿怕了。于是，便私下去偷大队鱼塘里的鱼虾。生产队坡地中所种植的番薯、甘蔗、花生、芭蕉之类等进行充饥。因此，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就在当年的广大农村中，算得上是一种极为平常和普遍之事。
有一次，我曾经听杨兆芳队长和我说过，每逢到了秋季，大队干部常常半夜三更便深入到各个生产队里，进行突击检查巡视。于是，她也常常都去参加这种突击检查。
下面，就是她和我曾经说过的一个小故事……
……有一天，三个检查组深夜巡视完了各个生产队回到大队部，支书刘继杰压低声音对大家说了一件使人失笑的事情：
当他们路过龙湾径村九队的番薯地，突然听见地里有动静，就大喝一声：
“谁？出来！”
此时，只听有一个人，顿时之间，便发出一阵哭求声：
“支书，是我……”
支书上前一看，啊，原来他正是龙湾径村上的老贫农老刘二伯。他还是1951年土地改革的时候，就参加了党的老党员。现在还是一个老光棍，他被群众认为是最为老实可靠的人了，从来都不会占公家的半点便宜。
这天晚上，到地里偷挖队里番薯的他，竟然当场被支书发现了。于是，吓得他只好哀求支书不要外传。要不然的话，他的老脸往那放啊！
此时，支书只好轻声地对他说道：
“老二哥，你怎么也会干出这种极不光彩的事情呀……”
老刘二伯便解释说：
“我家里的粮食早就吃完了，现在已经挨饿了两天肚子，实在是顶不住了啦……”
于是，支书见他那付可怜相，再也没有说什么话，便让他把挖掘到的番薯全部都拿回家里去……
此时，我听了杨兆芳队长对这个故事的叙述后，心情感到无比的沉重……
当今，农村社会治安情况不够好，偷牛偷猪现象时有发生。于是，便有人怀念起人民公社时期的社会秩序好，甚至有人还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加以形容。
但是，我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并不完全赞同现今一些人的这种说法。
是的，在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由于个人家庭财富少，路上没啥东西可捡，家里也没有什么贵重值钱的东西怕偷。
即使有个“偷牛贼”，就是偷到了牛，的确牛也很难销赃处理掉。因为，把牛卖给食品公司，还得要有公社的介绍信。除了食品公司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进行收牛和宰牛的。
其实，那时候社员们对生产大队的集体东西，已经成了习惯性的“小偷小摸”。但是，成袋子进行偷粮的事，基本上来说，几乎还没有人敢做。
因为，那正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要是抓到一个，若是五类分子的，便不用说了。就是一般人被抓到，也会被抓去游村批判。
我还记得，那时农村曾经流传过的几句顺口溜：
“十个社员九个偷，大队干部贪无够。”
“保管员，懒又闲，记工员肥队长胖。”
“爱社爱家社是家，社里有的家要有。”
……
那时候，早晚两造在稻田里割禾时，我常常发现在社员的衣袋里，多数能掏出二、三两稻谷。待收工以后，就偷偷地拿回家去喂鸡鸭了。
秋收季节捡花生时，大人们的屁股后面，那个没跟着家里的孝子的？要是从地里挖捡到的那个最饱满的先吃掉不说，还有意地丢掉一些，让孝子们随后进行跟上捡拾……
这对于在当年来说，这种事情那个生产队都是看成极为平常之事，何不为怪。
那个“三年困难时期”，农民真是够苦啊！丰收年，每人分得二百多斤稻谷，灾年只能分一百多斤。而每分得到的一百斤稻谷，还得要扣去十多斤，采用杂粮进行顶替。
真是“米少又烧锅”，哪里能够吃。可以说，社员们大都是常年饿肚子的。
我就听过有的社员这样说过：
“要是能让我饱饱地吃上几餐饭，死也值了……”
正是：
饥饿年代出贼佬，无米落锅无法过？
支书巡夜遇小偷，正是党员老二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君往下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