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新举措
光阴荏苒，日月蹉跎。转眼之间，来到凤中学校上课又过了一个星期时间。
此时，又到了周末，但我仍在房间看书备课和思考班上存在的问题。
从此，我再也不会像以往在大队当民办教师那样，每天放了晚学，就骑上我心爱的《飞鸽牌》自行车，一溜烟地回到家里。马上前往自留地里干这，干那；或到附近一带的山岭树林中去捞柴草。
并且，也更不用在冬闲季节，每逢星期天一早，便预先约好赖汝茂等老师，大家一起去到荔枝塘，或猫角一带的那些高山大岭去捞柴过年了。
有的时候，我心中便自然想到，像这样艰苦的农村生活，也许，这辈子都会不再重现。就让它一去不复返吧……
毕竟，我首次教高中，又担任没干过的班主任工作。因此，总是感到肩膀上的担子，的确非同一般的沉重。
但是，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的高度责任心，正不断驱动着我，让我不能有丝毫半点的马虎大意和敷衍了事的心态出现。
突然之间，我的心里自然想到，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话中所约定的时间正好是今天。应该是三妹王芹从东中转学到来凤中插班上课的时间了。
顷刻之间，我看见王志玲老师从楼下气冲冲地上来告诉我说：
“王飞老师，有人在楼下找你，快下去招呼她吧……”
听了之后，二话没说，关好房门，迅速地下到楼下去。
下到楼下，忽然发现，前面那张水泥做的乒乓球台上，正摆放着行李和学习生活上的用品。
此时，在旁边正站着一位已经十五、六岁，一时之间，还一样显得有点羞羞答答，且正是亭亭玉立的三妹王芹她。
要知道，三妹王芹她是我从四、五岁开始，就看着她一天天长大的村上隔离屋志明家的千金。
后来，她又跟村子上的那帮同龄的孩童一块，不惧怕离家三、四里路途的遥远，每天就是这样地来回四次地跑到大队小学念书。
过了几年以后，当她小学一毕业，接着又到了大队初中学校继续就读。
随后，在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运动，在到了改革开放的1977年，她跟我们汝云家的月桂那帮同龄孩子一起，在我和其他老师的精心教导下，读完了初中，后来又荣幸地考上东平高中继续就读。
转眼之间，此时，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懂事了，可以离开爸妈在外面的学校独立生活和学习了。
瞬间，我情不自禁地无限感叹起来：
“唉，真可是岁月葱葱，光阴流逝，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又过去了将近十年的光阴……”
随后，三妹王芹她就在我面前，一五一十，滔滔不绝地将她在前来的一路上的情况，全都告诉给了我这个哥哥知道：
“今天一大早，我就辞别了班上的同学，和班主任朱光扩老师。然后，搭上路过东平的班车。到了旺茂汽车站，我再转搭到文地的班车。近中午时候，就到了凤山汽车站。真可算是一帆风顺了……”
此时，三妹王芹她越说，话题变得越来越多。似乎，总是想在她这个哥哥的面前，张扬一下自己能够独自外出的本事一样。
随后，她又继续说道：
“后来，我在旁人的帮助和指点下，很快就从凤山汽车站，进到了凤山高中学校。到了学校大门时，正好碰上了刚才那位老师，我就跟着他，很快便就找到了飞哥……”
三妹王芹说到这里时，第四节下课的铃声响起来了。顿时之间，只见全校下了课的师生，正从各个大楼的教室里踊了出来。
他们像一窝蜂似的走到食堂用午餐去了。而外膳学生，也一样地朝着学校的大门方向走去，争取能尽快地返回家里吃午饭。然后回来学校午休。
有诗叹曰：
三妹王芹到凤山，不早不迟刚午餐；
立志成才离家去，勤奋用功不偷懒。
一时之间，我马上顺手拿起三妹王芹所带来的简单行李，带领着她一块来到教工宿舍区我家里的厨房里，和我们一块做午饭吃去。
不一会儿，便回到了家里。此时，母亲才刚刚下了班回来，正戴上围裙，穿好手套，准备开始紧张且又忙碌地做中午饭。于是，我便将手上的行李，顺手摆放好在床铺上去。
顷刻之间，三妹王芹马上便甜甜地对母亲亲情地呼喊了一声：
“黄干事好！”
妈听了后，连头也不抬，就只是急忙应了一声。
接着，又急忙淘米，生火做饭。其实，她就跟以往在放了早晚学回到家里一样，一直忙着做这，做那。一直忙到做好以后，大家围坐在那张父亲在五十年代初，就用一些剩余无用的木板，临时钉好的那张小四方桌上吃饭为止。
要知道，自从外婆走了这两年时间以来，家里的一切家务活，基本上都是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膀上了。
特别是，自从1977年恢复了高考以后，母亲在学校教导处的工作量，就日益增加了起来。此时，学校教导处的各种抄抄写写，刻刻印印，几乎全然都是落在了她一个人的肩上。
再加上，因为刚刚恢复高考，文理各个学科的资料和试题，便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因此，学校和各位科任老师，他们敦促要尽量抓紧时间翻印，及时地发放到学校的广大师生手中。这样一来，就成为是母亲每天工作的第一要务了。
但是，此时的母亲，她显得是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从来都没有见过她是如此的勤奋和卖命工作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我作为是她的亲生大儿子，那定然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记得，在解放初期的1952年，正是土改复查运动开展时，当时下乡的土改工作队，为了能够完成上级分配下来所要划的地主户数的“硬指标”。于是，就从当时只划为富农的母亲，对她采取“逢官高一级”的办法，提升为“地主”。
这样一来，瞬息之间，便将家里的一切房屋和浮财，全部都被贫雇农分得个一干二净。所说到的这些事情，都还只算是其中的小事一桩。
从此以后，母亲她这个“地主份子”的这顶帽子一旦戴上，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她就成为是在各种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一个名符其实，被列为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接踵而至的批判斗争，那是家常便饭。
在这里，我就不再去多说了，反正我在长篇记忆文学《风雨人生路》的各卷当中，都己经有了详尽的描写和记述。希望亲爱的热心读者们，你可以重新去再次翻阅，就会知道得一清二楚了。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彻底地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决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从此以后，我母亲那顶戴了将近三十年的“地主份子”的帽子，才终于被摘了下来，真正地成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公民。她同其他人一样，同等地享受着中国公民所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一来，从此她便更加焕发出了新的青春和活力，工作起来便是日以继夜地变得从未有过的勤奋和努力。以上这些，都是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所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
此时，母亲似乎觉得这个陌生的女孩子的声音，很像是我们老家东平地带的方言土语。于是，她便脸带笑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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