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八章在家乡劳动的三年里（六）（1）
----广阔天地显身手（上）
（1969.1----1969.3）
（332）当年大织禾秆席
有诗叹曰：
当年大织禾秆席，人人动手够积极；
灵活机动好队干，全为社员做碗食。
一场织席小风波
自从“立冬”以来，那寒冷刺骨的西北风，正在日以继夜疯狂地呼啸着。又再加上那连绵不断的毛毛细雨的飘洒，于是，顿时之间，人们都普遍地感觉得到，今年入冬以后，正是遇到了这个极其罕见，且又令人讨厌的“烂冬”这个鬼天气了呀。
“天呀，真够冷啊！老天爷为什么如此地狠心呀！”
此时，也有人曾经说到过，由于今年的“冬至”又正好是出现在农历的中旬。于是，正好应验了那句流传已久的着名农谚：
“冬至在月中，十个牛栏九个空”。现在看来，的确是一点也不错……
因此，在出现了如此恶劣坏透的天气时，队干们就特别地强调，叮嘱队里的放牛人，除了在中午过后，要按照以往的惯例，牵上耕牛到背风的地带去走走，也好让耕牛能够进行活动活动。
随后，就得要及时牵回稻草棚里去，让耕牛在几乎密不透风的稻草棚内，慢慢得到暖和以后，再嚼食那些已晒干了的稻草。
为此，每天还不要忘记，要按时煮些稀粥和红茹让耕牛进行饮食，以便增强耕牛的耐寒能力。让队里的每头耕牛，都能够安全地过冬。
你可要知道，当年在还没有机耕的情况下，让耕牛安全过冬和饲养肥耕牛，就是每个牧牛人的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同时，生产队上的耕牛它并非是可有可无，这可是关系到队里一百多号人的“命根子”啊。那能够让它出半点的差错？如果要是损失了它的话，来年开春后的大忙季节，谁去翻犁那一百多亩的田地呀……
在那个时候，几乎在上、下两个村子上，由于天气冷得几乎很少看见有行人在四处走动，到处都一样显得静悄悄的。只是在偶然之间，有时会听到不时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嘣——嘣——嘣……”的轻微的碰响声。
其实，当时家家户户都正在关起门来，一边在房屋内生上个叙堆取暖；一边全家人正在分工合作地忙个不停。他们都在全力以赴地动手，全都投入这场大织禾秆席上了。
你可要知道，自从队里说起今年要开展打“禾秆席”的事情之后，当时就为了此事，在生产队中曾经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和激烈的大争论。
原来，事情是这样引起的，由于队上有些家里劳动力强，且人又少的，他们就趁机掀风鼓浪地提出，要开展打禾秆席的话，就必须得要由生产队进行统一管理和经营。
其实，就是要实行按照按件计分的方法，统一织打好以后，由生产队集中送交给供销社，再把所得到的钱款，作为生产队当年的副业收入，参加队里的年终分配。私人一律不能进行单独自搞。
而与这种意见针锋相对的，就是队里有一部分家里劳力少，老人和孝较多，并且每年都要出钱担口粮的家庭，他们便提出下面的不同意见。
首先，这次织打禾秆席，也得要像以往种席草打席那样，由各家各户自己织打。而生产队只是与供销社订立收购合同，各自所得的收入全部归各家各户所有。
其次，如果坚持打禾秆席是由队里经营的话，那么织草席也得像禾秆席一样，统一收由队里经营。当时在队中所展开的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争论中，我基本上来说，是倾向于后者这些人的观点。
你可要知道，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充分发挥家中的一切人员的积极作用，大家都会利用这个冬闲的季节，争取多一点收入，去解决家里的一些实际困难。这种理由，实际上也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那些支持前一种观点的人，强硬地紧紧抓住下面这点，就是若分到各家各户去织打且收入与队里无关的话，实际上，就是在鼓励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属于现在正要开展进行批判的一种搞“野马副业”的行为，是与当前党的政策背道而驰的。
就这样，双方争论到了几乎剑拔弩张的地步了。最后的结果，还是让持后者的观点略占了上风。
而究这其中的真正原因，便是当时老队长王忠在一次社员大会上，曾经对全队社员所说的一席发自内心又极其感人肺腑的话，在其中起到了一种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此，甚至使到一向坚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也只好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从而最后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当时，王忠队长他是这样地对全队社员说的：
“社员同志们听好，大凡是要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得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说句负责和知己的话吧，我们石湖坡队今天能够在全良荔的各生产队中，不论是队里的生产，还是社员们的生活，都算是走在他们的前面的。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像其它生产队那样，什么事情都那样抓得过紧，统得又死。于是，让社员群众没有半点的灵活机动性……
“大家可要知道，全年早晚两造的水稻收成，才是决定生产队中收入的大头。因此，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地，全力以赴积极去将它进行抓紧抓好。
“至于让够社员们能够各自灵活地搞点，其它的一些不妨碍生产队生产的家庭副业。如，过去我们在搞好生产队生产基础上，允许社员在工余和农闲季节里，种点席草，打几张草席，到墟上出卖得点收入，解决一些盐油钱和灯光火亮，这不是很好嘛！怎么能够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现在，允许大家织打‘禾秆席’，不也是如此一理么……”
我还清楚地记得，自从队长王忠在社员大会上的一席讲话以后，大家都统一了认识，不再继续坚持已见。而是全都纷纷地积极行动起来，各自大显神通。
首先，为了做好打禾秆席的一切准备工作，生产队便主动与供销社订立了两年的收购合同。按照合同规定，凡是合格的禾秆席都一律进行收购，有多少就收购多少。
其次，生产队还根据报名织打的户数，凡是原来还没有购置打席床的家庭，只要自己提供木料，都一律由四哥其夫统一替做一副打席床帮助解决。
当年，我们生产队所发生的这场打禾秆席的“风波”，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和理念去看的话，已经算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了。
但是，你可要知道，在当年的那种风云变幻莫测的政治气候条件下，如果没有像王忠队长这种敢于担风险，敢于从队里的实际情况出发，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而只是按照“上云亦云”去做。那么，便永远都别想走出这种吃“大锅饭”的“怪圈子”里去。
从我当时的细心观察发现，其实每逢队里出工时，在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是红红火火，而实际上却是大多数的社员，都是“出工一窝蜂，做工磨洋工”。
同时，还把许多十分宝贵的时间，全然都是白白地浪费在一些不该做的工作上去了。就拿评工记分来说吧，几乎天天都要评议到半夜十二点钟才算基本上结束……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当年我们生产队发生的织打禾秆席争论的这场“风波”，已经是包含有了后来在八十年代当中，像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所发生“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那种倾向和理念在里面了。
因此，当年发生在我们队上的这场打禾秆席争论“风波”它的真正的历史意义，便就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