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7日，县公安局局长方维民带领刑侦科长王印昌、法医翟贵礼，侦查员于学文、陈勇在通榆县鸿兴供销合作社，侦破一起6日晚发生在该社被挖洞盗窃案件。
7日上午，方局长又接到双岗镇派出所所长王孝伦的电话报告：
双岗镇6日晚发生一起杀人案。
三林场工人张占录用斧子将妻子头部打成骨折，张占录逃跑。
妻子被送到洮南医院抢救，生死未卜。
方局长接到报案后指示王孝伦，查清张的社会关系及可能逃跑藏身的地方。发现目标，立该抓捕。
下午7点，王孝伦所长又向方局长报告：说张占录投案自首。
现在双岗派出所控制，请示县局派车押回。
方局长当即指示在鸿兴办案的侦察员于学文乘车（罗马尼亚吉普车），去双岗镇押解张占录回通榆县，送到看守所关押。
于学文到双岗后用绳子将张占录双臂双手绑在背后，让张占录坐在车后排座上。
双岗派出所民警田志红坐在后排座张的身旁。
于学文将张占录杀妻的斧子放在副驾驶座底下。
于学文坐在副驾驶位，车往鸿兴方向行走。
当行驶到鸿兴供销社时，车停在供销社门口。
于学文下车写一份供销社被盗的协查通极。
田志红晕车下车在窗下蹲守。
司机王成秀也下车往刹车片上注油。
张占录见车内无人，双臂使劲挣了挣，由于当时绑的不紧，张占录使劲一挣，松了很多，双手基本能抽出来活动。
这时他看见一把斧子在他前边离他不远，乘人不备，起身将斧子拿到自己手中，藏在背后。
张占录为什么把斧子藏在身后？
他以为，他妻子叫他砍死了，他自首后，公安就不能抓他了。
谁知不仅公安抓他，还要把他带到公安局，抓到看守所把他圈起来。
他藏斧子的目的是：反正也没好了。
等车在开往通榆途中，用斧子将车内人员砍死，然后逃跑。
车走之前，翟贵礼往车上送一个现场勘查箱，没发现异常。
翟离车后，王印昌又往车里送一个现场勘查灯。
当王印昌送灯之时，看见张占录坐在后排座上，脸朝前。
王印昌感到这样坐有点不安全。
以往用车押解犯罪分子，都习惯让犯人坐在车厢板中间处，脸朝后。
这样犯罪分子看不到前方的视线，再就是犯罪分子也不好起身。
当时，王印昌就站在车门处喊了一声：“把笛转过去，脸朝后！坐在车厢板中间！”
当时，如果张占录脸朝后，王印昌就能看到他拿的斧子，也能看到绑他的手已经松开，事故就不会发生。
如果，王印昌等犯罪分子转过身去再放勘查灯，他就能发现张占录后果就不会出现。
如果王印昌不管张占录，把勘查灯放到车里就走，他也不会遭到袭击。
半路上遭到袭击的就是于学文、田志红、王成文。
王印昌喊完后，张占录没动弹。
王印昌以为车没有熄火，动静大，张占录没听见。
随后，王印昌将副驾驶车门打开，放倒座椅，将头伸进车内，说：“你听到没有？让你赶快坐在车厢板中间，脸朝后”！
王印昌这种安排，是处于职业习惯，严肃纪律、防患于未然。
通常来说，押解犯人，必须按要求，不能有丝毫麻痹。
做为刑侦科长，他向来要求严格。他心里还寻思，今天怎么能这样安排坐位呢？
这时，张占录起身，向前迈了一步。
王印昌以为张占录在执行他的指令，坐到下边来。
他没想到，张占录用手中的斧子，一下子打到王印昌头部的太阳穴上。
当时鲜血四溅，王印昌一下子昏了过去。
王印昌昏倒，外面有人喊：“不好了！杀人犯把警察打死了”！
于学文听到后立即跑到车前，将枪伸进车厢，打掉张占录手中的斧子。
在看王印昌，他已经人事不醒，双眼紧闭。
太阳额处，头皮翻裂，血水从头上流到脸上，又从脸上流到身上。
绿色的警装被鲜血染红。
一个小时后，王印昌被送到县医院抢救。当时因为县医院的设备简陋，不能做开颅手术。
第二天一大早，转到省医院。经检查，头上颞部开放性粉碎骨折，硬膜处血肿。
立即开颅手术。
王印昌被推进了手术室。
此时王印昌嘴也歪了、眼也斜了、鼻子也肿了，还掉了两颗牙。
后来审讯张占录，问他为什么要袭击警察。
张说：“那个警察让我下来座，我一下来，斧子不就露陷儿了吗？我寻思，车走半道儿，我一斧子把司机干掉，车毁人亡。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大家一块死”。
后来有人分析：如果王印昌不挨张占录一斧子，说不定半路上真就是车毁人亡。
因为王印昌是往车上送东西，他并不是跟车回县城，他还要留下，继续破鸿兴发生的案子。
如果于学文上车后，于、田二人的座位不会改变，张占录的座位也不能改变。
于学文也不会检查斧子还在不在原来的位置，更不会意识到绑张占录的绳子已经松了，也不可能意识到，斧子已经到了张占录的手里。
如果这样，半路途中，张占录下手，车毁人亡，后果不堪设想。
这不是推断。这是事态发展的必然。
是王印昌挡了灾，救了这台车，救了这车人。
一个月后，在通榆四道岗子。
一声枪响，张占录去了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