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这是出自他最大对头之口啊！他们之间，相互爱慕过，敬重过，争论过，也还相互斗过，相互整过，相互谩骂过，打击过，能够在生命的最后，得到对手这样的评价，怕一般人很难做得到吧？在哲宗颁布的盖棺定论的《制词》里，更是不惜用上了最美的词藻：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当然，哲宗当时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写不出这么动饶赞歌。他的主意，来自执意尽废新的宣仁皇后，而具体的执笔者，则是被王安石提拔起来的李定、舒亶等人整得差点丢命的大才子苏轼。有人，苏轼这篇制词写得形褒而实贬，愚陋如我，不知有何所据。也许在一般人看来，苏轼就是应该贬贬他吧，毕竟他们简直不是一路人。但事实是明白的，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命在旦夕之时，王安石虽然已经罢相，还是挺身而出，致书神宗：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而苏轼黄州五年修炼，被量移汝州之时，对朝廷发出的重新启用信号毫不在意，不紧不慢地收拾行装，一路悠游。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他绕道江宁，在蒋山与已经闲赋的老丞相诗酒唱和，盘桓一月有余。其《次荆公韵四首》之三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十年已觉迟。王安石希望苏轼在江宁买地，与自己卜邻而居；苏轼觉得自己与王安石相知恨晚——他们可不上是相见恨晚，看起来不像是虚与委蛇，因为，都没有必要了。王安石原本年事已高，无意进取；而苏轼当然不需要对一个已经退位的丞相献什么殷勤，——他在位的时候都没有献过呢！度尽劫波，相逢一笑，也许他们都觉得，当初的意气，都挥发得不是对象不是地方吧。这就不能不让人心生感慨：真要是他们就是生的死对头也好，既生瑜，何生亮，一番叹息以后就怪一怪造化弄人。可是，王安石显然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代，欧阳修、司马光、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程颐、程颢。。。一个个才华横溢，志行高洁，忧国忧民，要是凝聚起来，那应该是一支多么强大的团队呀，那应该能做成怎样的事业呀！更何况还有一个二十岁即位，立志发愤有为的神宗。果真君臣际会，同舟共济，我想那时候甚至历史也许都会改写的了，神宗赵顼怕也不会再叫神宗的吧，可是没樱这就不能不令人沉思。。。”
遇川听到这里，忍不住哀叹了一口气。
荆扉：“当然，对于熙宁变，法是早就有的，而且很多，而且相互抵牾。如果我们愿意将问题弄得简单一点，那就是，王安石是个主张变的人，而司马光是一个主张保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