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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翻译方式，显然也会造成人们对佛教观念，佛教理论的误读，但是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些困难重重，早期的佛教宣传采取的这种宣传方式就是依附，依附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寻找和佛教理论比较接近，又可以依附的对象来传播，这样中国人更可能容易接受一些。
东汉时期就依附黄老，黄老在那个时期比较流行，随着发展，社会流行什么，佛教就用什么方式来宣传和传播，比如道家宣传“清静无为，劝善止欲”，用神仙方术传播，佛教也宣传“清静无为”，用神仙方术传播，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又选择依附玄学，玄学是力图把道家和儒家两种文化进行兼容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
玄学里面包含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
玄学家们主要对这三部经典来进行阐释和研究，进而引申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来进行追问，玄学之所以称之为玄学，就是因为它艰涩难懂，尤其喜谈“有”说“无”，就是道家的一套东西。
佛教发现玄学这里面的内容和佛教的一个类别很接近，这个类别就是般若学。
般若经的核心就是谈“空”，“空”在早期佛经翻译中，常常用道家的“无”来比附翻译，“空”翻译成“无”，但“空”绝不是“无”，但是早期的翻译只能这样翻，把“空”的概念翻译成“无”。
玄学家们谈“空”的时候觉得和佛教的般若学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这个时候，佛教又兴起了般若学的传播，这是依附玄学的结果，“空”不是“无”，用“无”谈“空”肯定是存在问题的。
后来一个名叫僧肇的僧人，写了几篇文章，对谈“空”的问题进行批判，收入到他的著作《肇论》里面，这就是依附玄学的结果。
当然这样一种依附方式是有利于佛教的传播的，这样的思想也有利于当时的人去接受和了解，虽然有一定的误读。
西晋，佛学发展，但要说井喷式的发展，还得过一些年之后。
东晋，南北朝，才是佛教发展的的井喷式时期。
一方面是战乱导致了底层人士对现实社会的失望，转而寻求精神慰藉，此时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以及西方僧人大规模的来华，佛教理论中的来世说及受欢迎，进而获得了生存空间。
另外一方面，就是政权接纳了佛教作为统治工具，支持译经活动，当时无论是北方佛教中心洛阳，还是南方的几大译经中心，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僧团活动，这都是国家或者地方实力派进行的支持。
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梁武帝，大规模的上层士人的信仰佛教，直接导致了佛教的几何增长。
在战乱的土地上，佛教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教派，与政治无关，但也与政治挂钩。
王生眼睛微闪。
“今日在大雄宝殿讲说的，是哪一位高僧？”
王生等人来白马寺，除了赏雪景之外，更多的，便是看看佛经以及高僧了。
接待王生的僧侣连忙对王生行了一礼，说道：“今日在殿中讲学的是法护比丘。”
法护比丘？
王生对这僧人倒不是特别了解，问道：“不知这法护比丘何许人也？”
王生这个问法，当然是有些突兀的。
但是以王生现在的身份，即便是突兀问法，面前这个小僧也不敢多说。
主持在吩咐他接待王生之前，可是与他说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可是如今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万万不能得罪。
僧人，要吃饭，并非是超脱世外之人。
“施主，这法护比丘，乃是当世高僧。”
说着，这僧人当即将法护比丘的身世娓娓道来。
法护比丘原名竺昙摩罗刹，其祖先是大月支人，本姓支氏，世代居住敦煌。
竺昙摩罗刹八岁出家，拜天竺沙门竺高座为师。诵经每日万言，过目成诵。天性纯洁，品德高尚，操行精苦，诚实好学，万里寻师参学，博览世俗典籍六经七籍，对世间人的称赞毁谤从不放在心上。
晋武帝时期，寺庙图像虽然说京城里有很多。
然而方等甚深经典多数还藏在葱岭之外的天竺诸国。
法护比丘于是发愤誓弘大道。
随师父去了西域，游历诸国。
外国异地语言三十六种，文字也有三十六种。
法护一一遍学，贯穿综合诂训，各种音义字体，沒有不认识的。
于是大量携带梵文经典，沿着回汉地的路，一边走，一边译出，写为汉文。
所获览即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
一心营办的事业，唯是弘通佛法，法护比丘终身写译佛经，虽然辛劳，却从未厌倦。
听着僧侣将话说完，王生也终于知道这王敦等人为何今日要来白马寺了。
估计便是这个法护比丘地位尊崇，佛法高深罢。
而且到了这样境界的僧人，恐怕不止佛法，文学方面的造诣也是极高的。
“本侯倒是想去见一见这法护比丘。”
僧人眼睛一亮，接着说道：“法护比丘在宝殿中宣扬佛法，施主何不与法护比丘论证佛法，说不定有其他的收获也不一定？”
这是要拉我进佛教？
王生轻轻摇头。
作为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拥护者，王生对佛教，也是用辩证法来看待。
信...
是不可能信的。
不过...
既然这法护比丘如此了得，与这等人交谈，应该也是有所收获的才是。
不知道问政事，这法护比丘会如何作答。
王生心中也有了一些兴致。
....
中秋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