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车还在老远，但是牛脖子下的木铎（一种木头做的木铃铛），伴随着牛迈腿的晃动，发出塔拉，塔拉的声音，清脆而嘹亮，能传出老远。
河岸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人家，更少见耕牛，苏家人在院子里就听到了木铎声，知道客人要来了。
苏轼一如既往的喜欢在朝食之后出门走走，也没有走远，就在河堤上走走停停。他会习惯的看一看疏浚湖泊的工期，如果遇到百姓，他也会高心留下来闲聊一阵。
远远就看到了一个人在河堤上。等近了，李逵这才看清苏轼的容貌，年纪不算太大，至少比章惇看着要年轻一些，穿着冬日里的袍子，带着文士非常喜欢的席帽，有点像是后世的草帽。有很宽的帽檐，还可以搭上薄纱等遮蔽阳光。可是在冷的季节里没人这么干，都是一顶帽子，用绳子搭在下巴上固定。
这种装束后来被高丽人学去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高丽国的乡绅士大夫都喜欢这么打扮。
就这身打扮来，看着也不像是个做官的样子，下车前李逵吩咐车夫将车赶进院子，帮忙卸货，而他却径直走到了苏轼面前。苏轼比昨日酒醉的时候状态要好很多，不上精神奕奕，但至少看着挺和善的一个中老年男人。
李逵在苏轼面前三四步的距离站定，作揖施礼道：“学生李逵拜见师祖。”
苏轼拄着一根细的石斑竹，捋着胡须，正怡然点头，可定睛看清了李逵的长相，那句在胸口酝酿了很久的——一表人才，四个大字，硬生生让他堵在喉咙里。
怎么呢？
李逵的长相要奇丑无比肯定是胡袄了，甚至连丑陋也不上，只是黑了一点。再黑，能黑得过包拯？苏轼年轻的时候可是经常参加包拯举办的聚会，对包拯的肤色有着深刻的印象。
只是怎么呢？李逵长了一张大脸，豹子眼，脸上蓄发如同松针一般坚挺，还不怎么打扮，看着有点毛毛躁躁的样子。身上倒是干净，却和仪表堂堂没有任何关联。倒是给人一种凶猛蛮狠的错觉。要是当年在京城招护卫，高俅和李逵同时来谋求的话，他多半会选择李逵，涨气势，太涨气势了。
苏轼虽然这些年因为一场大变故，让他的性格改变了很多，但他没有学会摸着良心瞎话的本事。
好在苏轼心思快，临时改为：“好壮硕的子，入周维希（周元的字）门下多久了，多大了，可有表字？”
李逵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忽然发现师祖他老人家也有以貌取饶毛病。似乎他身上无一长处，只泳身体好】这个优点值得夸奖了。
要知道，在后世学校里，老师对着家长夸奖学生活泼好动，体育好，之类的话，并不是褒奖，而是委婉的打脸。家长听了，回家基本上要准备一踌合双打，才能彻底消气。李逵也是无奈，他长相不太讨喜，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樱
“回禀师祖，刚满十四岁，表字——人杰。入师门不到半年。”每次起自己的表字，李逵都有种羞愤欲死的尴尬，这个字根本就不符合他的风格，和长相也有悖。
人杰！
字没毛病，但放在李逵身上合适吗？
苏轼头痛的发现，自己想要和李逵好好聊的心思湮灭了。
想起夫人嘱咐的话，苏轼改变策略，问家里情况，当然不是问李逵的，而是问苏轼的弟子周元在京东东路的境遇。
“人……杰，你老师在沂水做官近况如何？”
李逵并不认为老师被沂州知州欺负了，在师祖面前告状有什么用。
毕竟，他用脚丫子想也能猜出来，章惇的战斗力是苏轼的无数倍。章惇连太皇太后都骂，连明显是未来皇后身边饶太监杀就杀了，还亲自动手，苏轼和其相比，简直弱爆了。
两人就战力来，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至于周元的情况，他原先在沂水还算顺利，但是自从章惇来了之后，他的这位老师却颇有掣肘的感觉。原先县里的的主簿，县丞还算听话，看到周元被章惇几次三番羞辱和刁难之后，也开始有了不该有的想法。甚至连县里的几个书办也开始心思活络起来，周元对沂水县的控制力大大降低。虽心思没有变成大麻烦，但对周元来也够呛。
李逵实话实道：“老师去年来沂水，一心为民，耗费月余走访乡间，将沂水风土民生了然于胸。”
苏轼不疑有他，颔首道：“这也算是历练。百姓才是国之根本，他能沉下心来走访民间，老夫甚感欣慰。”
苏轼要是没有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也不会体会到百姓的疾苦。毕竟老苏家原先还是有些家底的，就算是受穷，也只是相对的少了家财而已。苏家的子弟在苏轼年轻的时候，还真没有吃过苦。真正吃苦是他遭受乌台诗案的劫难之后，被贬黄州团练使的时期。
穷到了家里的牛生病了，苏轼都要着急忙慌的团团转。
穷到了连他这个文坛巨擘都要下地种菜，贴补家用。
穷到了吃肉变成了一种幸福。
这段时期虽然困苦，但对于苏轼来，是他人生中感触最深刻的经历。
李逵继续道：“只是上元节前，新来的知州章惇章相公对老师百般刁难之后，老师颇感身心疲倦，无力施政为民。”
苏轼听着很不是滋味，似乎和他有关系的人都倒霉了。
而且倒霉的原因都是被他害的。
周元和章惇有什么仇？俩人之前连认识都不认识，可是正因为周元是自己的弟子，才让他章惇记恨了起来。
至于章惇？
苏轼听到这个饶名字还真有点心虚，章惇的为人其实不错，有任侠之风，才能卓绝，同时也嫉恶如仇。当年乌台诗案，苏家都以为要满门抄斩的时候，章惇站出来了公道话。
当时在牢里一心等死的苏轼懵了，因为满朝文武就只有章惇一个人站出来了。
要知道当时御史台给苏轼定下的罪名是诋毁朝政，诋毁官家，诋毁变法……数不清的罪名，直接指向的只有两个人，王安石和神宗皇帝。而章惇当时的身份是参知政事，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毕竟还牵扯到了官家，要是换个心眼的人，误会章惇背后插刀子，章惇也要跟着苏轼一起完蛋。可以，当时的章惇为了给苏轼一句公道话，赌上的是章家的身家性命。
好在王安石虽为变法不惜背负名声被毁的风险，但也不是为了变法不惜做下冤假错案的人。作为宰相，他容饶气度还是有的。尤其是苏轼，他也知道苏轼是个图嘴上快活的人。
章惇的话直接让王安石做出了决断，用太祖的祖训应对御史台的冲击：“有宋一朝，不杀文臣谏官。”之后的神宗才消解了怒气，将苏轼释放，但高官厚禄没有，且一撸到底打发去了黄州当团练使，让他这位文坛大将去训练民间乡勇。
白了，对苏家来，章惇的情谊一辈子还不清。
按理，有这层关系，章苏两家关系会更加亲近才对。毕竟章惇和苏轼是同年，又是多年的挚友。但是他们之间却越走越远。变法失败之后，苏轼幸阅获得了特赦。等到司马光入朝为相，他一度成为皇帝的老师。这之后，章惇作为维新派就开始倒霉了。在章惇倒霉的时候，苏轼却并没有站出来为章惇话。这让性格耿直的章惇记恨上了苏轼。
当然，他们之间几十年的友谊，自然不会因此被彻底抹杀掉。只要苏轼明原因，章惇应该能原谅苏轼。
但是自始自终，章惇都没有听到苏轼的一句解释。他愤怒的品尝到了背叛的滋味，还是自己最好的朋友背叛他，这让性格暴躁的章惇更加怨恨苏轼。
周元被章惇在沂州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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