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等人一定接近是毒药。一般人的德性对哲学家也许意味着恶习与弱点”。他进一步阐述每个行为的特殊性：“任何人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这么做’就是还没镖有对自知迈出五步。则的话他就会知道根本没有，也不能有一样的行动。”尼采并不认为人有充分的自由意志，“一个人本质的命定性不能由所有那曾经是以及将会是的命定性分开”。自由意志即是把意志当作不能再追溯其因的自因，他说自因是：“目前为止被人想出来最佳的自相矛盾。”那当初为什么会有自由意志这种理论的出现？尼采的回答是：“人被认为是自由的以便他们可以被判断或惩罚。”一般而言恶往往被视为欲除之而后快的东西，但尼采认为恶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它有刺激人类的功效：“所谓善就是能保护人类的，所谓恶就是不利于人类的。但事实上，恶的刺激所带给人类相当程度之事当且不可或缺的保存维护上，其影响是和善一样的—只是它们的作用不同罢了。”尼采在道德批判上另一项成就即是提出了主人-奴隶道德说，以心理的角度剖析道德中奴隶道德的成分。尼采认为道德的起源是当弱者被强者欺凌时，便运用他们的精神力量，制造出良心谴责、善恶等来抵制强者的进犯。奴隶道德通常带着怨恨及衍生而来的反动心态。例如企图将具有创造力量的强者的价值拉平，而将他们的特性，转换为成具伦理意义的“恶”；自己身上软弱的性质，转换成“善”等。尼采因为根本不相信有先于人存在的道德来源，所以以奴隶道德来质疑传统道德（尤指基督教道德）来源的正当性。尼采对国家是颇有微词的，他也自称为“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国家……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我……所有人的慢性自杀被称为‘生峮活’”。他对其母国—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呈现的那种自大、德国至上的气氛尤为不满，“德意志所到之处，就败坏了那里的文化”。他的批评主要是建立于他对文化的关心上：“文化与国家……是对立的……所有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政治衰落的时代：凡是在文化上是伟大的永远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他较欣赏普法战争中战败的法国而不是德国的原因就在于此。尼采反对那种标榜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他视之为“小政治”（kli
e
politik），相对于此，尼采期盼的是关心以那个等级的人领导国家的“大政治”（g
oβe
politik），“搞小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下个世纪将会为我们带来为支配地球而产生的战争—搞大政治的冲动”。尼采再三强调人的等级之分，这些想法可谓他伦理思想的写照。因此他也反对民主政治，尼采认为民主思想乃是根源自基督教，“民主运动是基督教运动的继承人”。这背后又有弱者想把强者的价值也拉平的心态作祟。但尼采对社会主义也无好感，因为他在其中发现太多报复心：“在今天的暴民中我最恨谁？社会主义的暴民，他们是下等人们的使徒，他们损害工人的本能、快感及对其渺小生存满足感，他们使工人嫉妒、教他们复仇。”尼采曾在《反基督》一书中，粗略的道出他所认为理想的社会制度。他把社会阶级分成三等：第一等是最有精神力量的菁英份子，创造价值，由他们担任统治者的角色。第二等人是意志或性格坚强的人，他们听命于第一阶级，负责维护社会秩序及执法。等三等人是最多数的平庸大众，满足于他们平凡的生活。尼采也强调对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而言这三种阶级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也不赞成以强凌弱，他认为高等人善待比他低等的人是应该的。“事实上，如果要有例外的人，平凡的人是首先就需要的必然：高等文化依存于其上。例外的人应该对待平凡者比他自己和同等级者更温柔，这不是出自内心的礼貌—这根本是他的义务”，这种“例外的人”甚至可以用“具有基督心灵的罗**撒”来形容。至于如何实行这种社会制度？尼采对于这个问题则没有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