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围棋划归为百害而无一利的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首推亚圣孟子。另外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有名或无名的文人骚客，抓着围棋的某些辫子时不时地搔首弄姿、指桑骂槐一番。但无论亚圣孟子，还是这些文人骚客，嘴里怎样都尚属个人行为，上升不到意识形态层面。可是偏偏就有这样一个人，怎么看围棋怎么都横竖不顺眼，最后干脆一拍脑门，直接动用国家机器对围棋进行了一番仪式感颇强的文化围剿。此缺然非富即贵，乃三国时江东吴国之孙和，传中的武神孙武后裔，江东霸王孙坚之孙，孙权之子。
如此一个锦衣玉食、呼风唤雨的王孙公子，大把的时间需要去正经时习诗练武，布兵摆阵，休闲时灯红酒绿，歌舞狂欢，怎么会无聊到闲的蛋疼找围棋的麻烦呢？
孙和生母王夫人，反其道而行之，子凭母贵，因母亲得孙权极度宠爱，所以孙和虽然不是太子却比太子还得孙权眷顾。不仅常常带他狩猎观兵，而且还专门指定帘时名满东吴的阚泽教习他四书五经，礼仪六艺。不久，也不知是不是随人愿正经太子孙登郁郁而终，孙和于是毫不费力地顺势做了继任太子。
据《三国志·吴书·孙和传》记载，孙和当上太子时年一十九岁，这在那个时代已经算是大器晚成了。而三国虽然打打停停，时战时和，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到魏蜀吴朝野上下一以贯之的好享乐、喜游戏、重清谈之汉风。这其中，尤以围棋废寝忘食而通宵达旦为最。孙和身在其中，恐怕当然不能幸免，少不得也是常常秉烛夜战，弄一双熊猫眼不，赌彩之资估计也是进进出出不少。以前也就罢了，反正不需要自己忧国忧民，表现得那么高大伟岸。但现在形式反转，所谓降大任于斯人也，虽不用真的要去劳其筋骨苦其心智。但既然升任了太子，修身治国平下，这首要一件大事，当然就得是立言了。要立言，还要能迅速博得眼球，围棋这种无论朝野还是达官显贵寻常百姓都认知高度契合的玩物，正好拿来做一石三鸟之用。所以，有了这些资料铺垫，现在几乎可以用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位孙和太子先生压根就不是什么闲的蛋疼，也不是硬要道貌岸然做什么正人君子的卫道士。他真正的目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沛公”就是他亲爹孙权。
不过万事俱备还得一个东风借势，于是，孙和顺手在自己的亲随中，随便抓了一个名叫蔡颖的倒霉蛋，揪着这个家伙当下了一晚上围棋哈欠连的样子，痛心疾首地来了一番长篇大论，只要是胸怀下腹有大志的人，都不会整日无所事事，将大好时光浪费在围棋这样无聊到可以废寝忘食的事情上。况且，四书五经，诗书六艺，弓马射御，每一样真正的本领，你们真的都学到手了吗？没有，那好，今在座的正好都是名家高手，四方贤达，每人都不妨作一篇鞭笞文章以教化下沉迷之人，才是真正为国之举。
很快，身为中庶子的韦曜及其所写文论《博弈论》博得头彩，不仅第一个呈上正稿，而且一下子写到了孙和这位当朝太子的心底。
此君又是何许人也？如果大胆猜测的话，假设不是因为围棋和这篇《博弈论》，无论是文采还是武力值他都绝无可能入史的，但陈寿偏偏在自己的《三国志》竟然单独给了他一个位置：“韦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少好学，能属文。从丞相椽，除西安令，还为尚书郎，迁太子中庶子。”
完美揣度出了太子心思的韦曜，在《博弈论》中又是怎样“名正言顺大义凛然”批驳围棋的呢？概括起来无非是拾人牙慧地照着孙和的中心思想，稍加修饰地老调重弹一番：
首先，既然是自大汉以降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之传统，自然是要严格遵循修身治国平下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个套路，上来就得旗帜鲜明地布告下，太子反对围棋是为什么，这是大道。“盖闻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称，故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历观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积殊异之迹，劳身苦体，契阔勤思，平居不堕其业，穷困不易其素……终有荣显之福，以成不朽之名。”
紧接着，理所当然就是围棋对于当下世人之害处。“……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服，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能务不过方寸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徵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养，其在朝也，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旰食，而何博弈之足耽？”
这一段的比较要命，特别是对学而优则誓下士子以及尚未求得功名的读书人，下围棋，便是将自己甚至整个人生降格在方寸之间的“一枰之上”。棋艺再高，文化上既不是经史子集可比，艺术上也不是六艺之粒立身，不足以经国。求道，更不是“孔氏之门”。用兵，又岂能谈孙武之法？两个人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冥思苦想，满脑子想的都是“以变诈为务”，“以劫杀为名”，种种行径，都不是圣人之徒之所为也。
“……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争也。夫一木一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衮龙之眼，金石之药，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也。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最后的苦口婆心，声泪俱下，不可谓不令闻者动心，听者动容。客观而言，作为围棋史上难得保存最为完整的早期专门文献之一，而且还是一篇为数不多的较为全面系统地否定围棋的论述性作品，《博弈论》显然还是有着其他围棋文献所不具备的历史价值。甚至，我们还可以将它视作三国时期相对于璀璨的建安文学之外，不那么耀眼的一篇不可多得的东吴文学之佳作来看待。所以，这也就自然而然引出了这篇貌似占据晾德高地的正统文章，其背后隐藏着的政治意味：
东汉末年，下大乱，群雄并起，民不聊生，汉室式微，最终三分下。作为割据三方之一的东吴政权，既没有曹魏挟子以令诸侯的先发优势，也没有蜀刘皇叔加身的正统旗号，因此素来在三国中忧患意识最为强烈。落到继任太子孙和头上，整个朝野上下的集体忧患意识，在他身上无疑将变得更加变本加厉。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半路太子，也不仅仅因为他需要做出的这个政治姿态，以便给下人尤其是他的父王孙权看。更深层的根源，还在于孙和主观思想中的“自然子属性”与“未来我是一个明君”这样的潜意识，使得这场针对围棋的不大不的文化运动，表面上好像政治作秀实则其核心还是有着崇高使命感的真实动机。
而在另一方面，年少气盛的孙和自然也有着不甘人后的争胜心理。更胜一筹的刘皇叔汉室正统大旗，以及在挟子以令诸侯威视庇佑中的邺下文人集团，带给东吴和孙和的压力首先是来自于文化上的压迫和炫耀。所以，如果想要超过曹魏和蜀刘两家必须得在文化上有所突破。围棋在蜀刘尤其是曹魏朝野上下之风风靡一时，不仅建安七子各个棋艺高超，就连一代枭雄也对围棋喜爱到痴迷的程度。一旦将围棋定义在耻辱桩上，无疑将是一场在精神和道义上的巨大胜利。如此，《博弈论》在这样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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